作为土生土长的松江人，松江地方史学者徐侠一直深耕本地文化，在新书《松江学术史》中，他系统梳理了松江两千年的学术脉络。他将这一过程形容为“考古”，不仅从正史、方志、家谱中钩沉人物，也走访各处遗址，探寻散落的遗迹。在他看来，近代松江文化随着城市的现代化而面临边缘化，而松江学术仍是江南文化的重要支点，“在上海谈江南，必须要定位于松江府”，他说，他主张重构上海史，将古代部分纳入松江史范畴，以此重现被忽视的松江文化。

《松江学术史》。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对话】

用考古的精力发现隐没的松江史

澎湃新闻：你长期研究松江地域历史文化，《松江学术史》则梳理了松江两千年的学术脉络。为何选择以“地域学术史”为切入点？

徐侠：我是松江本地人，上世纪八十年代读大学，读的是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系，学习了经学、史学、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春秋左传，楚辞、职官制度等等课程，学了很多，经受了古文化的洗礼和严格的训练，打下了学术根基。大学时候就开始阅读《松江府志》，对人物传记、地理沿革、风俗物产、著述等等很有兴趣，那时候好学，喜欢抄录资料，有了积累，就按照老师的指点，跟从《后汉书》《三国志》等书里抄出资料比较，不断有收获，也就越来越有兴趣。毕业后到松江博物馆工作，几年里把办公桌上唯一的一部古籍《康熙松江府志》二十册给翻熟了，还喜欢收罗松江的地方文献，自然而然就把学术重点放在松江府范畴及文献的整理研究。

1992年，我参加国际明史学术研讨会，写的论文就是关于明代松江府学者和著述。“松江府”是什么一个范畴呢？简单地说，今天的上海市地域，除了崇明、宝山、嘉定三个区及市区苏州河以北之域，其他都是松江府的地方，面积有四千多平方公里，今上海市的大陆面积不到五千平方公里，松江府的占其绝大部分，所在地理位置更是得天独厚，在大海边的长江三角洲的角上。但遗憾的是，由于民国元年松江府的建置被撤销，松江府就不存在了，松江府城沦为了松江县城，松江府的历史就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很少有人再提，没有人集中精力去作整体并深入的研究。我从小在松江的农村和县城长大，祖祖辈辈都是松江人，对松江府城的消失和松江历史的变迁非常感喟，所以很坚定这个研究。2000年底，就写成了《松江学术史》这部书，之后又陆陆续续做些修订。此外，出版了《清代松江府文学世家述考》，被海内外图书馆及大学图书馆收藏，并获得好评，还编著了《元代松江府志辑注》《笏东草堂人日雅集图咏》《明代松江名人文选》《清代松江名人文选》《现代松江名人文选》等书。所以，我研究松江地域历史文化，以“地域学术史”为切入点，回头看来是顺其自然的事。

澎湃新闻：松江学术史的梳理涉及漫长的历史和众多的人物，你对于这些人物与松江的关系是如何发现并展开研究的？

徐侠：这部《松江学术史》是以学术为主心骨展现松江主流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松江的文化之脊，这是被时光湮没的，或被当今松江社会轻视的。时间很漫长，梳理很麻烦。有时候就是考古，在古籍里考古，也在实地考古，以获取更多的信息，增强对史料的挖掘。

我有时候在松江老城逛逛，特意走过某个地方看看，总会有一点走在南京清溪畔的感觉。松江府城遗址仅剩的一点点只能意会而已。相比之下，松江的文化学术隐藏在故纸堆里，好像是被抛弃了似的。实际上这些学术文化正是两千年来松江的主流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也堪称经典，不绝如缕，几乎湮没在时光里。我就是用考古的精力及方式去发掘，整理研究，写成这部《松江学术史》。

本书所载人物，大多出自正史、本地方志，也有在别的地方志和笔记中发现的，也有读其书而确定的。松江于唐天宝十载建县，名华亭县，元代以前松江学者，都是华亭县人，元初以后建府分县，则以元明华亭县、清代华亭县和娄县之人为主，同郡移居府城以及入华亭县、娄县的，流寓或为官、就学于松江者，也在收揽之列。有的情况相对特殊，如晋书上说陆机陆云是吴人，苏州方志里有陆机陆云传，松江方志里也有，都没错，因为在他们的年代，松江属于吴郡，并且还没有县级建置。又如陆贽，新旧唐书载为嘉兴人，嘉兴府志自然有他的传记，但明代松江方志就记载他是松江人，并且加以考证。对这些人物的研究，是在积累和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展开，根据古籍版本校雠异同，辨伪存真，拾遗补阙后，作出论述，或征引旧传，或创立新篇，做到无一字无来历，尤其重视对学者原著的研读，深度攫取信息，藉以窥测学者之性情、志趣及学术之流传。在这个过程中我阅读了几千种、数万卷书，饱览经史子集四部，十三经、正史、实录、方志、舆地志、家谱、年谱、诸子百家、笔记、诗文集等都有涉猎。

徐侠

重构上海史，将会发现松江学术的深厚价值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写到松江在现代以后融入了现代化的洪流之中，另一方面，“民国以来”一章里有不少著述反映出松江学者对于现代化、对于科技的关注，如何理解松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徐侠：民国以后，松江文化学术依附上海，现代化进程相对比较滞后，逐渐融入时代潮流。松江人不出松江是很难有所作为的，有志者大多去了上海或南京、杭州、北京等地方求学深造，也有跨出国门的，毕竟很少数。科技领域的人才略多一点，这是好的，反映出松江人的强国意识，经世致用的精神还是比较强的。文化方面就少有出秀者，一是由于传统学术的断层，二是不能放眼世界吸收新文化新思想，学术土壤贫瘠，文化营养匮乏。这种情形也是时势使然，值得品鉴。那么，如今松江更需要发扬传统文化的特色，去适应现代化更高要求的求真务实、创新变化。

澎湃新闻：在今天，江南文化、上海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如何看到松江学术传统在上海文化和历史中的价值？

徐侠：江南文化跟齐鲁文化、华北文化、浙东文化等一样，是一个以地域为特色的名词。但是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与江南的气质是很不一样的，人文上，江南很典雅，也很俏皮，还有风骨，我们总是以苏州、杭州、南京为标杆，实际上在古代，松江府与苏州府，往往并称作苏松，尤其在明末，江南执天下人文之牛耳，无锡有东林党、太仓有复社，松江有几社，陈子龙等人偕一郡士人编纂《皇明经世文编》，在文化上影响尤大。清代设立江南省，下辖十六府八州，按左右布政使分领安徽、江苏二司，江苏八府，前三位就是江宁，苏州、松江。当时松江是江南的一大重心所在，所以在上海谈江南，必须要定位于松江府。那么，这部书在江南文化这个层面也是有价值的。

1843年上海开埠，逐渐走上了都市化、现代化的道路。回看历史，上海原先是一个县城，是清皇朝体系下的一个县城，从此以后命运陡转，被动脱离原先的发展轨迹，裹挟着周边地块，崛起为东方大都市，引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以，我看上海史，鸦片战争以后及洋务运动以来与之前的古代社会历史，是性质和轨迹完全不同的历史，加上地域的变化分合，这前后是不能在一个框架里衔接的。我看光绪《重修松江府志》、同治《上海县志》等，记载到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文化，已经力不从心了，不能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形和变化，地域重心变了，形势变了，社会开始剧变了，传统史观已经框不住了。近现代上海史，自有一个新的历史源头，而之前只是松江府地方史和太仓州下的县级地方史。所以若按历史变化轨辙来研究，必须重构上海史，把古代部分划归松江史等范畴，恢复原本的地方史统系，那么松江学术传统将以其深厚底蕴在上海文化和历史中发挥强大作用。

澎湃新闻：如今地方史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你认为这种关注来自哪些方面？在今天研究地方史有怎样的意义？

徐侠：地方史研究早就有传统，几十年前各个地方都设立了史志办，随着旧地方志整理出版的越来越多，新编方志也不断增多，地方史也就日益引起社会关注。还有就是考古遗址的不断发现、发掘，城市改造、社会建设、乡村改造，日新月异的变化促使人们去了解所在地方的历史文化。再有就是古人著作的大量出版，也为研究者研究地方史提供了条件，课题与成果也就多了。在今天研究地方史比以前似乎更有意义，把地方历史文化研究透彻，自然会对当代社会所追求的“生态、人文、科创”起到关键作用。

澎湃新闻：对于今天的地方史研究者来说，你有哪些经验和建议可以分享？

徐侠：我长期的工作状态是，要么读破万卷书，要么用脚步丈量，实地考证，全年基本无休，我也喜欢收藏，爱摸古玩，可以增长学问。治学既要刻苦，也要有灵气，要有系统的思维。《松江学术史》就是在这样的研究状态下结出的果实。